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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啟霖（1915.8——1949.9），貴州省貴陽市人。1936年去日本深造，在東京學習日語。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共貴州省工委宣傳部干事、統戰支部書記。革命烈士。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后回國。重返貴陽立即投入到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救國運動中。隨后擔任《貴州晨報》副刊《每周文藝》的編務，從此利用文藝陣地，以筆作刀槍積極從事抗日宣傳活動。為了更好地組織、動員、團結社會各界一致抗日，在地下黨貴州省工委的領導下，主要負責主持黨用以團結教育中上層知識分子的統戰學術團體“社座”的活動。同時擔任中蘇文化協會貴州分會的實際工作。1939年中共黨組織又安排其擔任中共貴州省工委宣傳部干事和統戰支部書記。1940年投奔抗日前線，加入到新四軍隊伍中，在軍政部文化組工作。1月在“皖南事變”中被俘，后僥幸逃脫去到香港。香港淪陷后輾轉桂林、重慶、昆明、湖南衡山和貴陽等地，以在中學和大學教書為掩護，向青年學生宣傳愛國、民主、進步思想。還創作了不少革命現實主義文學作品，宣傳、鼓舞著仁人志士投身到革命洪流之中。1949年6月一個狂風暴雨的早上，國民黨特務突然闖進了白沙巷其家中，一陣翻箱倒柜之后，被敵人抓走，接著又將其妻子和他們年僅1歲多的小女兒也一同抓進了牢房。在獄中夫妻倆經受了嚴峻的考驗，為了理想、信念，為了保護組織和革命同志，堅貞不屈，充分表現了共產黨員的優秀品質。
1949年9月，貴州的反動派意識到他們末日已到，對革命者瘋狂地掄起了罪惡的屠刀，遂被慘遭殺害，時年僅34歲。
據相關資料記載，遇害地點為貴陽關刀巖。
更詳細的內容
《勇敢的文化戰士王啟霖》
每當秋高氣爽桂花飄香的9月，我們格外懷念一位無私、無畏、堅定、熱情而又學識豐富的烈士。他和他的妻子，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為祖國的新生，獻出了他們正閃耀著青春光華的生命。他，就是具有文學藝術氣質的貴州地下黨員王啟霖同志。
王啟霖(1915—1949)，化名王慰民，原籍貴州仁懷縣，出生于貴陽。他的父親王謨，是地方政府的高級文官。姐姐啟鳳(紫非)和弟弟啟澍，都在抗戰時期走上了革命道路，先后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啟霖同志1927年畢業于貴陽正誼小學，升入省立貴陽第一中學。在讀到高中二年級時，于1933年考入廣州中山大學理工學院化學系。他曾在校內刊物上撰稿抨擊“讀孝經復古禮”之類的論調。加之他對所學專業感到志趣不合，便于1931年休學，到上海、杭州一帶見世面和自習文學。他讀的書很多，特別喜愛魯迅先生的作品。魯迅先生棄醫習文，決心醫治人民大眾精神疾患的選擇，對他的影響頗深。
1936年，他帶著極大的希望去日本深造。先在東京學習日語，準備投考大學。1937年7月，中日戰爭爆發，他滿懷愛國熱情回到廣州，10月回到貴陽，隨即投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救國運動。王啟霖同志擔任《貴州晨報》、副刊《每周文藝》的編務，他利用文藝陣地，積極從事抗日救亡宣傳。
1938年春天，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不久，在中共地下黨貴州省工委的領導下，他與何戰白、蔣藹如三個黨員組成一個小組，并由他負責，主持我黨團結教育中上層知識分子的統戰學術團體“社座”(即貴陽戰時社會科學座談會)的活動。特別是在蔣藹如隨校遷往遠郊花溪，何戰白到衛生人員訓練所工作以后，形勢惡化，“社座”被迫轉為秘密活動，啟霖同志排除艱難險阻，將“社座”的活動一直堅持到1939年冬，即國民黨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在此期間，他又同時擔任中蘇文化協會貴州分會的實際工作。1938年底，他與高滔、于治常作為分會代表，出席了中蘇文協總會在重慶召開的第二屆年會。他還擔任黨領導的抗日救亡團體筑光音樂會的藝術指導。1939年至1940年春末，他任中共貴州省工委宣傳部干事和統戰支部書記。啟霖同志在工作中腳踏實地、埋頭苦干、盡心盡力、不畏風險的品德，獲得了同志們的稱贊。
正當貴州地下黨蓬勃發展，黨領導的抗日救國運動方興未艾之際，國民黨貴州當局卻日愈加緊對共產黨人和其他愛國民主戰士的迫害。貴州地下黨貫徹執行中共中央和南方局“隱蔽精干”的方針，將黨內外一大批同志疏散轉移出去。1940年秋，疏散轉移到桂林的王啟霖與劉家祥同志結了婚。這對革命的伴侶無意營建小家庭，隨即投奔抗日前線的新四軍，啟霖在軍政治部文化組工作，家祥在新三團政治處工作。不久，他們在“皖南事變”中被俘，僥幸逃脫后去香港。香港淪陷后輾轉桂林、重慶、昆明、湖南衡山和貴陽等地，以在中學和大學教書為掩護，利用講課、講演、組織讀書會以及同學生交友談心的形式，向青年學生灌輸愛國民主進步思想，并積極從事文學創作。
啟霖同志在他短促的人生歲月里，在戰亂和被敵人緝捕的轉徙中，在教學之余，寫了不少革命現實主義的文學作品，以他犀利的筆無情揭露反動派和舊社會的罪惡，熱情謳歌革命，鼓舞群眾�，F在已知的作品，長篇小說有揭示“皖南事變”真相的《煎》，反映貴州彝民生活與斗爭的《四圍山色中》; 中篇小說有反映封建反動勢力迫害學校青年師生，以及師生反迫害的《狂雨》; 短篇小說有描寫抗日斗爭的《封鎖線》，揭露漢奸賣國罪行的《告密者》、《朋友，向我伸出你強力的手吧!》，為被壓迫婦女吶喊的《迫害》，諷刺蔣介石的《皇帝的巡禮》。這些短篇小說，于1941年至1943年間，曾在《文學月報》、《廣西婦女》等刊物上以“冰波”或“啟霖”為筆名發表。此外，他還在報刊上發表過抨擊時弊的雜文，如《由自殺到自殺》，以及探討寫作問題的文章《青年與寫作》等。
啟霖同志這些作品的特點，是內容上鮮明的進步性和革命性，表現方法上的直接性。也就是說，他的政治傾向是極其明朗而毫不隱晦地直接表現出來的。他在重慶《文學月報》上發表的《封鎖線》這部短篇小說中，直接描寫一支抗日的革命隊伍如何破壞日軍控制的鐵路，以及如何通過封鎖線的情景。這支部隊的成員，有曾在工廠積極進行罷工斗爭的工人，有種田的農民，有革命知識分子，大家都以“同志”相稱。這是一篇直接宣傳我黨積極抗日的作品，發表于“皖南事變”之后。編后記介紹說，作者是在戰地工作的青年。在國統區發表這樣的文章，對國民黨造謠污蔑我黨我軍，甚至制造“皖南事變”的卑劣行徑，無疑是有力的一擊。啟霖同志的作品，在文字上比較生動，在感情上有熾熱的愛和憎，給人以一種強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啟霖同志的創作熱情很高。他和妻子從皖南脫險后，歷盡艱辛到達香港，剛一找到住房，就開始寫作。由于在事變中和在流亡途中有了充分的構思，不到半年就完成了30萬字的長篇小說，他與當時在生活書店工作的邵公文商量，定名為《煎》。文稿交當時任香港《大眾生活周刊》編委的茅盾審閱，茅盾答應待夏衍的《春寒》連載完后即連載《煎》。但是，接著就爆發了太平洋戰爭，香港隨之失陷。啟霖同志將《煎》的稿子藏在當地，不幸在戰亂中遺失。
在香港黨組織的安排下，啟霖夫妻取道澳門去廣西。途中幾經周折，家祥同志又在小木船上分娩。1942年暮春，啟霖同志拖著疲憊的身體，攜帶產后數日而又患病的妻子，抱著初生的兒子思強，來到抗戰后方的文化城桂林。一住下，啟霖同志不顧疲勞體弱，就拿起了他那支戰斗的筆。他白天的時間主要花在照料產婦和嬰兒上; 夜里當母子睡去，則在昏暗的桐油燈下伏案疾書，僅約半年，又一次完成了《煎》的創作。當時茅盾也來到了桂林，《煎》又送到他的手上，由于國統區不能出版，茅盾答應轉交解放區，但在白色恐怖嚴重，與解放區交通險阻的情況下，《煎》稿不幸再度遺失。
兩次失去幾十萬字的稿件這樣令人痛心的遭遇，沒有使啟霖同志有任何躊躇。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和親戚在桂林特察里路上遇到前來糾纏的妓女，他的親戚將妓女推倒在地，還說見了她們就惡心。啟霖同志卻表示同情，并說該惡心的是使她們失去做人資格的骯臟社會。這件事觸發了他寫一篇反映這一黑暗角落的小說的動機，得到妻的贊許，又得到在《廣西婦女》月刊工作的同學黃成養的幫助，兩個青年婦女扮成男裝，在夜間陪啟霖同志去到了一所“青樓”。鴇娘接過他們的錢，便把3個女人叫來。家祥她們摘下帽子，露出真相，并說是婦女會記者，6個人緊閉屋門，一直談到東方發白，淚水濕透了她們的手絹。不久，啟霖同志在《廣西婦女》月刊上發表了扣人心弦的短篇小說《迫害》。
1943年至1944年間，啟霖同志寫成長篇小說《四圍山色中》，原稿在重慶時經茅盾和他的好友王詩農(即林辰)看過，在給茅盾的信中，他還提到對這部書稿的修改情況，說原書名含意不明確，決定改為《蒼山夷亂流》，可惜沒有機會發表。1945年9月，他又以自身經歷寫成中篇小說《狂雨》，在送上海某雜志社的途中，又不幸被朋友遺失。
啟霖同志從事文學創作，不是單純的興趣，不是為藝術而藝術，而是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選定的一種戰斗方式。他的作品的脈搏，總是同時代的脈搏一起跳動。他針對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根據我黨中央提出的“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主張，發表了《告密者》和《朋友，向我伸出你強力的手吧!》幾篇短篇小說，無情揭露了漢奸的賣國罪行。
啟霖同志的創作指導思想和他的教育指導思想，同是植根于馬克思主義。在教學上，他認為，教育工作者應該“希望同學們不僅得到知識，而且學會怎樣過健全的生活”，也就是說，既要教書，也要育人(見《狂雨》第8頁)。在文學創作上，他為青年一代吶喊，為被壓迫者吶喊，他呼喚光明，他給人們鼓舞，他曾在《由自殺到自殺》這篇雜文中指出，要解決被壓迫者自殺這類社會問題的日子不遠了�？箲饎倮螅粫r以為社會狀況應該有所好轉，然而，“再生活，再思想，封建勢力的溫床可曾搗毀?教育可曾有些兒新生?于是，便勉力寫下去”(見《狂雨》后記)。
《狂雨》手稿遺失之后3年，啟霖同志在教育界又經歷了一些變遷。在重慶一個寂苦而酷熱的日子里，他突然想起《狂雨》，連忙找出底稿，從頭讀下，感到仍燒炙著自己的心。他想，“這不也是在寫目前嗎?”他回顧往事，思量現實，認為不寒而栗的景象實在太多，深信《狂雨》非只個人呻吟。于是，為教育、為青年著想，決心再次修改《狂雨》。1948年8月，正值重慶最悶熱的酷暑季節，啟霖同志住在友人王詩農處，每天一早，挾著稿子到羅斯福圖書館，黃昏才回到住所。時經一月，將改好、訂好的稿子交給了王詩農。解放后，當馮雪峰正在主編《文藝創作叢書》時，王詩農將《狂雨》推薦給他，隨即被收入這部叢書，1951年由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啟霖同志的文學創作道路是如此坎坷，然而，他是那樣無私無畏堅定熱情地一往直前。
1949年初春時節，啟霖同志與妻子在貴陽家中度過寒假，起程回湖南衡山師院，途中被當時貴州地下黨省工委負責人張立留下，又返回貴陽，任務是同張鳴正、宋至平編輯出版地下油印刊物《真實》。他不僅從事編輯工作，而且還自己寫稿，在第一期上就以方江為筆名，發表了一篇較有分量的文章《論革命者的思想學習》。
1949年6月23日上午，天下著大雨，國民黨特務闖進白沙巷啟霖同志的宅院，查抄之后先捕走啟霖同志，接著又捕走剛從外面回來的家祥同志。年僅一歲多的女兒思梅，也隨媽媽進了牢房。啟霖夫妻在獄中經受了嚴峻的考驗，為了理想、信念，為了保護組織和同志，他們堅貞不屈，充分表現了共產黨員的優秀品質。
1949年9月，新中國的曙光已在東方閃現，貴州的反動派感到末日將臨，他們瘋狂地向革命者掄起屠刀。10月5日深夜，啟霖同志被從監房帶走，慘遭秘密殺害，年僅34歲，至今仍未找到烈士遺骨。11月11日，在敵人倉惶逃走之際，他的妻子、親密戰友家祥同志，被集體槍殺于貴陽南郊馬家坡，年僅28歲。
啟霖同志短暫的一生，是奮戰的一生，他是我們黨的好戰士，是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末的貴州一位革命現實主義的青年作家。他的生命之光永不熄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