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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蓉烈士墓位于貴陽市西郊九公里野鴨鄉茶園村的一座林場上，四周青山環繞，松柏挺立，默默地守衛著烈士的忠魂。1997年11月杜蓉烈士墓經貴陽市人民政府公布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杜蓉出生于民國11年（1922年）的重陽節，貴州省貴陽市人，家境清貧，其父杜秦初，小學教師。母親周懷媛，家庭婦女。有五個兄弟姐妹，她居中。
杜蓉在復旦小學畢業后，考入省立貴陽市女子中學，在這里，她開始接觸進步司學，接受革命思想，鉆研革命理論。她在國文教師王詩農的影響下，經常閱讀進步書刊。民國28年（1939年）2月4日，日軍轟炸貴陽，市中心成為一片瓦礫，女中遷至花溪，教學和生活條件都非常艱苦，但杜蓉在學習上孜孜以求，生活上勤儉樸素，一身干干凈凈的學生裝，烏黑的短發上別著兩枚黑夾針，俊秀的圓臉上常掛著微笑。杜蓉待人熱情誠摯，處事穩重老成，深得老師和同學的器重。當時正值抗日戰爭的激烈階段，在地下黨的領導下，成立了“筑光音樂會”，杜蓉是一百多個會員中的積極分子，她和同學們一道教群眾唱抗日救亡歌曲，傳遞、閱讀進步書刊，發展筑光會員，她雖不是黨員，但在宣傳抗日救亡工作中總是事事帶頭。她曾激動的說：“我心要插上理想的翅膀，飛向真理的戰場！“不管怎樣，革命需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吧！”充分表露出她對革命的向往和對真理的追求。
民國29年（1940年）下半年，國民黨反動派掀起又一次反共高潮。在女中，敵人也加緊了對進步分子的迫害。女中地下黨員師生開始疏散撤離，杜蓉接受黨的委托，與留校的黨員和進步同學—起堅持斗爭。對于帶有反動內容的作文題，杜蓉帶頭不做，全班同學也和她一樣進行抵制。
1942年，杜蓉女中畢業后，和同學程敬學到茶店小學教書。在茶店，她們克服困難與地下黨取得聯系，繼續進行抗日宣傳活動。活動中被國民黨范特務跟蹤，在朱文達的護送下，與程敬學到距貴陽130華里的開陽枇哨陶祖元家暫避。一路上，一會兒瓢潑大雨，一會兒烈日當空，三人足踩泥濘，低聲唱起：“向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再前進！”到達開陽不久，又引起當地敵人的注意，但在如此險惡的環境里，杜蓉沒有氣餒，她無所畏懼，堅持學習，閱讀馬克思主義的書籍，把此當成錘煉意志的好場所。民國32年（1943年），杜蓉考入貴州大學文學院史社系。她更加勤奮地學習，并結合歷史批評時政，她在壁報上發表的《評武則天》，說理透徹，言辭尖銳，思想激進，很引入注目。由于在花溪經常淌水過河上學，受了風寒，兩腿落下病根，進入大學不到一年，病癥開始顯露，行動艱難，只好休學回家。
1944年冬，日軍打到貴州獨山，貴陽一片混亂，她的腿疾轉危，到中央醫院(今貴陽市第二人民醫院)治療時，許多醫生和重要醫療器材已經轉移，不得已截除了雙腿!風化正茂的姑娘變成了殘疾人。她把病床當成戰場，譜寫了自己人生史上璀璨的篇章。傷殘后，杜蓉身居斗室，心系革命，情聯眾多的朋友。她用假腳練習走路，傷口疼痛難忍。她在病床前教小孩學習英語、講課、講時事、講哲學；只要有戰友來看望她，她首先詢問的是社會的情況，農村的情況；她在床前讀書閱報、寫字、打毛線、做針線家務，用勞動和學習充實自己的生活，她把個人的安危和幸福融入偉大的革命斗爭之中，她要求自己成為一名忠實的共產主義信徒和自覺革命的戰士。正因為杜蓉有了堅定的人生目標和追求，在她的身邊吸引了十多個青年學生，從民國35年（1946年）至民國38年（1949年）杜蓉被捕為止，差不多每星期六都在杜蓉房里聚會，交流思想、探討學問、討論時事，杜蓉顯示出比同齡人的老練和成熟，表現得思想進步，立場鮮明。得到大家的敬重。
1949年，杜蓉加入共產黨領導的外圍組織“新民主主義青年聯盟”(即今天的共青團組織)，成為地下黨的 一名名副其實的助手。她接受組織交給她的任務，向周圍的同志宣傳進步思想。為貴陽中學的女學生辦的壁報取名《燎原》，和女學生探討婦女問題。
1949年7月2日午夜，敵特闖進杜蓉家進行搜查，逮捕了杜蓉。
被捕后，她堅貞不屈，視死如歸。最初，杜蓉被關在國民黨市黨部，后來被轉送至貴陽中山公園的牢房。在獄中，她以女性特有的細心，照料同牢刑重的難友。在敵人的酷刑下，她斬釘截鐵地回答：“不知道！”，種種折磨也沒有撬開她的嘴。她用鮮血和生命堅強地保護了黨的地下組織，保護了同志。中秋之夜，她帶頭唱起“同志們，向太陽，向自由，向著那光明的路!你看那黑暗將除盡，萬丈光芒在前頭!”
1949年11月11日，當人民解放軍勝利進軍的隆隆炮聲震撼貴州大地之際，敵人狗急跳墻，用車將杜蓉和其他一批難友拖出監獄，殺害在貴陽北郊紅邊門外沙河橋上。11月15日，貴陽解放了，人們挖掘出杜蓉的遺體時，這個沒有雙腿的姑娘身中七彈，雙眼被挖去，身上留下被燒烙的斑斑傷痕，頭骨不全。杜蓉犧牲時年僅二十六歲。她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實現了她的諾言：“ 一個殘疾人會換來千百個健壯的勇士！”
